1955年9月27日，北京射击场礼炮齐鸣，授衔典礼庄重而热烈。礼堂角落里易操盘，的椅子空着——名单里没有他。几位老战友低声嘀咕：“王老总去哪儿了？”没人回答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位从黄麻枪声里一路拼杀到江南的功勋，将因一句“自居功臣”的指责，被暂时排除在历史性时刻之外。
将镜头往前拉四年。1951年初春，志愿军第三兵团前指帐篷灯火通明。连续奋战的王建安一边咳血一边画作战示意图，身旁参谋劝他：“司令，您歇会儿吧。”他挥手：“敌人不给喘息，咱不能躺下。”谁也没想到，这场拼命换来的高烧与旧伤，竟成为他命运转折的伏笔。
回国后，他被安排到沈阳军区养病兼任副司令。文件传到手里，他只淡淡一句：“组织考虑。”外人看来，他对职务轻描淡写；实际上，王建安心里明白，战场才是证明价值的地方。此时，高岗、饶漱石风头正劲，东野旧部多有牵连。王建安与高岗无深交，却因1948年鲁中野战军时期的一句“咱们都是打下江山的功臣”，被部分人贴上标签。
1954年夏易操盘，高饶案调查进入关键阶段。中央纪委工作组在沈阳开会通报，高饶余党名单中出现“王建安”三个字。有人提醒他：“老王，你得写份自我检讨，别硬扛。”王建安闷头读文件，没有回应。几天后，他只交了一份寥寥数百字的说明：强调个人从未参与派系活动，若有不当之处愿接受组织处理。材料递上去，毛主席看到“以开国功臣自居”这一句批语时，眉头紧锁，当场批示“深入调查”，并亲口说出重话：“谁有功劳大家心里都有数，可万万不能摆功臣架子！”
批示传回，王建安被要求停职检查。会议桌上，他第一次低下头：“中央若认定我有问题，军衔不要也行。”句子不长，却透出倔强。审查历时半年，除一纸“口头吹嘘”外，再无更多实据。事情水落石出，毛主席最终批示“可予恢复”。1956年2月，新一批军衔补授，王建安身着新制军装走进怀仁堂，肩章上终于缀上了上将星徽。
尺子回摆至1927年的湖北黄安。黄麻起义爆发，20岁的王建安提着梭镖砸开地主武装粮仓，从此踏上革命路。从小班长到副团长，五年间他先后在苏家埠、宣化店、南化塘鏖战，那些血战为他换来“红四军政委”的闪亮头衔。长征途中，他拖着一条差点截肢的伤腿爬雪山，“部队过不去，我就死在前面”成为他简单的誓言。
延安整训时，他进入抗大三期。毕业结业式，叶剑英拍着他肩膀说：“山东事多易操盘，你去吧。”一句“山东事多”，概括了1938年胶东形势的复杂。在鲁中山区，王建安指挥一个营顶住3000日军疯狂进攻，硬是守住指挥部，仅损失40余人。德国记者希伯在纪录片里评价：“指挥官沉着到近乎冷酷。”
解放战争爆发，陈毅一句话：“建安留山东。”之后便是鲁南、莱芜、孟良崮连续三战。孟良崮战后总结会上，许世友大嗓门一吼：“要不是老王及时堵住缺口，我这仗未必打得漂亮！”酒桌上两位“冤家”对视大笑，豪爽一饮而尽。这对搭档在济南城下再次合作，生擒王耀武，创下“虎啸济南府”的佳话。
1949年4月，杭州解放。部队刚驻进城，百废待兴，王建安临时住进浙江省政府旧址。深夜下雨，屋顶漏水，他索性铺张旧报纸，坐在桌边写治安整顿计划。手下干部担心他身体，他却说：“浙江千万百姓盼安定，比我这把老骨头值钱。”
可惜好景不长，朝鲜战场的炽热炮火拉走了他。高强度指挥与严寒让旧伤复燃，撤回国后他被送到广州疗养，随后调至沈阳。恰逢高饶风波，他成了调查对象；接着是授衔缺位；再然后是长期副职。叶剑英1975年那句“你从不计较职务高低”并非客套，而是一种复杂的无奈。
进入七十年代末，军队编制调整，王建安被选为军委顾问。有记者想采访他，话题一转便提到1955年的“空椅子”。王建安摆手拒绝：“往事已过，多说无益。”转身走进办公室，桌上放着一本《战争论》，封面磨得发白。有人瞥见扉页一句话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更不是讨价还价。
试想一下，如果1955年的审查结论更严厉，上将星徽或许永远无缘他的肩头。历史没有假设，但留给后人的，却是一次关于“功劳与态度”的镜鉴。王建安几度沉浮，却始终坚守军人本色——打仗勇猛，出错敢担，平日寡言。上将二字，终归还是落在了最合适的那件军装上，既是荣誉，也是重负。
尘埃落定，岁月如常。1980年冬，王建安病逝北京，终年73岁。整理遗物时，家属发现他珍藏着1956年补授上将证书，连同一封写给自己的便条：“居功不可自傲，受挫不可气馁。”短短十四字，道尽一个老兵写不完的坎坷与执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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